为什么明朝会权阉辈出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有个受众颇多的观点。朝廷文官集团实力过于强大和桀骜，难以有效压制的皇帝们，为了自身以及大明计，不得不扶持太监以制衡外廷官员们。
在讨论这个观点前，先简单梳理一下皇帝和“朝廷”以及文官们的关系。
皇帝集权制度有个天然的缺陷，皇帝个人精力、能力无法匹配庞大的皇权。或者说皇帝一个人无法掌控王朝，更无法让其有序运作。所以皇帝需要构建两个基础，来帮助自己统御天下。
其一，明确的律法和规章。这可以让臣民明白自己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，以及什么事务应该怎么去做。其二，一个有清晰运作程序的组织。它的作用是维护、执行以及修正各律法、规章。
这两个基础的结合就会产生“朝廷”和为朝廷工作的官员。所以不论皇帝对于朝廷是何种态度，朝廷都是皇帝的必需品。也不是皇帝必须向官绅妥协让步，而是皇帝需要他们来代行皇权。
展开剩余84%除此之外，也可以看出朝廷保有存在价值的前提是依规有序，这也是明朝皇帝不用宦官去全面替代文官的基础原因。除非想让皇朝紊乱，不然宦官替代文官后，朝廷还是那个有着各种条条框框的朝廷。
然而皇权天性就想进一步集权，大权在握的皇帝自然也想为所欲为。当其行为不符合“条条框框”时，朝廷就会成为皇帝行使皇权的障碍。所以皇帝又总会觉得朝廷在束缚他的手脚，这才是明朝皇帝（无序）和朝廷（有序）矛盾的根源。
注：其实宋朝之后，集权的皇帝就远胜地方大族和各类“集团”了。比如宋之前，有把皇帝当玩偶，随意废立弑杀的权臣；有骑在皇帝头上，让他叫爸爸的阉宦；更有视皇帝、皇族低自己一等的门阀世家 …… 从宋朝开始他们就迅速成为历史了。
明朝的皇帝们，想到了一个“聪明”办法，通过宦官绕开朝廷直接行使自己的皇权。真要说区别，只是各自对私欲的控制力度不同（控制弱的就会出权阉）。其中唯一的例外，反而更能证明皇帝不需要太监来制衡朝廷文官。
明世宗朱厚熜以外藩入京登基，他成为皇帝时不仅是个未成年光杆司令，还非常排斥、厌恶所谓的“皇权助力”宦官。
如果杨廷和以及文官集团真那么强悍的话，朱厚熜为何没像汉献帝那样成为吉祥物？他“为人后者，却不为人子”激怒杨廷和以及文官后，为何没像汉质帝、唐中宗、晋惠帝那样被弑，也没像汉废帝、汉少帝那般被废？
究其原因，不是朱厚熜有多聪明、也不是文官进化到明朝变得愚蠢或仁慈，只是一些朋友不愿意承认一个基本事实。随着集权制度的发展，至上的皇帝和皇权早已远超其它势力和团体，大明的文官、宦官等等都必须依附皇权罢了。
纵观明朝的历史也可以看出，不论文官、宦官权势多么滔天，皇帝一句话就能让他们下岗、身败名裂或人头落地。
比如于谦、汪直、刘瑾、杨廷和、夏言、严嵩、徐阶、高拱、冯保、张居正 …… 即便到了大明行将就木的时候，崇祯也能用圣旨逼死手握兵权的封疆大吏孙传庭。
既然明朝皇权如此强势，那么皇帝在借助宦官进一步伸展皇权后，是否朝廷就不会再起让皇帝心烦的“嘈杂之声”？答案是不可能。
天启五年，年轻的皇帝通过扶植魏忠贤等宦官，组建阉党进而清洗东林控制了朝廷。随后皇帝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举朝颂德而无一反对。但次年三月初四，天启的一道任命，让外朝阉党就如同被东林蛊惑一般，纷纷出来“叫嚷”了。
这天皇帝首开“镇守太监”制度，任命司礼监秉笔太监刘应坤为山海关镇守太监，其下辖左右镇守太监陶文和纪用，以及分守太监孙茂霖、武俊和王朝（这六名宦官均兼有御马监职务）。
虽然任命的圣旨里有说，“凡军中战守一应事务，著听文武将官持议而行，毋令掣肘”。但朝廷上下很清楚，皇帝是想通过内廷御马监绕开兵部、户部和内阁，直接干涉前线明军事务。
宁远道将一片死守之心，倘见皇上别遣内臣，将恐皇上之有疑于诸臣，而诸臣不敢任。又见别遣之人一有干与，且将尽諉卸于内臣，而诸臣不肯任，则误于封疆者大，而亦非内臣之利矣。 《明熹宗实录·卷六十九》三月六日，内阁首辅顾秉谦率内阁（丁绍軾、黄立极、冯銓）联名上奏称，外朝对于任命镇守太监一事，议论纷纷、人心惶惧。
同日兵部尚书王永光的上奏反对在山海设置镇守太监，他的理由主要是两条。其一，老生常谈的祖制就没这规矩。其二，镇守太监会干犯前线官员将领管理军队和下达军令，而军队最忌“令出多门”。
次日内阁（顾秉谦、丁绍軾、黄立极、冯銓四人联名）就王永光的奏疏，复请天启收回成命。理由除了王永光说的，祖制不许、导致前线“事权不一”，还有朝廷难以在赏罚上明确前线官员、将领和太监的分担，进而导致管理和指挥更加混乱。
吏部尚书王绍徽也在十日和十四日两次上奏，劝谏皇帝此举无益于前线军事谋划，恳请收回成命 ……
注：宁锦大战后熹宗专门下旨嘉奖刘应坤（加恩三等、荫封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指挥同知），理由是“在宁远有却敌之效 … 于锦州有解围之助”。无论其战功是否真实，这足以说明镇守太监们会干犯前线指挥。崇祯刚登基时，蓟辽总督王之臣也投诉刘应坤阻扰其调防（将领）。
同年十一月，天启在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设置镇守太监时，这些阉党核心骨干还是群起反对，而且他们反对的还不仅仅是设置镇守太监。
天启六年五月初八，借着前两天发生的“王恭厂大爆炸”（明廷视为上天示警）。内阁首辅顾秉谦率众阁臣奏请皇帝约束东厂，“请敕在京各衙门重大狱情，经奉明旨者俱开逘法司”。次日兵部尚书王永光上奏，提了四个问题，各个直指皇帝。
第一，厂卫滥权以及用刑过甚。第二，对平民搜刮太甚，“议搜括不如议节省”。第三，把票拟权归还内阁。第四，内廷花销太大且未用对地方。进而提了天启特别反感的事，暂停“大工”（重建三大殿）。
至于急土木不如急军储，议搜括不如议节省。今无可搜括，凌杂入告，窃恐焚林竭泽之后，宁无鱼惊鸟散之忧。请自皇极工程暂停工作，悉以海内之物力并于军前（辽东）之输挽，寝其屑瑟之诛求，益见圣心之敦大，俟疆宇廓清，再完堂构，未为晚也。 《明熹宗实录·卷七十一》因皇帝未正面回应，二十六日王永光又再次上奏重说了一遍，这次天启有点怒了，朱批“大臣尤宜详慎，疏内以危言激聒，明是要（挟）君，为首的姑不究”。
但这并未止住外朝的声音，吏部尚书王绍徽在六月初一和十二，两次上呈谏言，内容和王永光说的相差无几 …… 搞得天启颇为尴尬，只得重复规劝“大臣章奏，还宜详慎”。
这些阉党为啥见不得阉宦进一步扩权，为啥不愿意让皇帝随心所欲，真的是被“东林残魂”们偷偷洗了脑么？
真实的原因就如前文所述，朝廷是皇权为了统御皇朝而设定的一个复杂组织，其运行需要明确的依据（律法）和清晰的步骤（规章），天生就反对不合规的事务或行为。所以不是阉党、朝廷见不得皇帝随心所欲，是皇权自己不让自己随心所欲。
皇帝们当然也可以打破这个规则，但付出的代价是王朝紊乱、失序并走向灭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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